中国人的“相时顺势”
中国国学文化2024/10/31 10:16:44浏览次数:
人生进退不仅要掌握阴阳转化的辩证法,更要踏准阴阳转化的节奏,做到相时而动,顺势而行。
既然阴阳转化变动无穷,生生不息,而作为渺小的个人,只能在这种大化流行中站好自己的“位置”。 “位置”站准了,好比顺水行舟,风驰电掣;站不好“位置”,就好比逆水扬帆,虽力而无功。
所以,中国人总善于在一种“势态”中烘托出个人,而不是赤裸裸地宣扬“个人主义”。 这种“势态”可能是一种趋势,也可能是一种集体的力量。总之,“假借于物”,是中国人的强项。 所谓“时势造英雄”,即是此意。 正如孟子所说:“虽有智慧,不如乘势;虽有镃基,不如待时。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当年贾谊在《过秦论》中将秦国的灭亡归结为“攻守之势异也”。 意思是说,秦国的灭亡就是在于没有在势态的发展中找准自己的位置,从而导至亡国。 一开始的战国角逐,为了能够胜出,采用严刑酷法凝聚民众力量,整合国家资源,是顺应了时势,所以才能凭借强大的国家力量统一六国。 可是,在全国统一以后,时势已经发生了变化,这个时候就不能对民众采取“攻势”,而是“守势”了,可是秦国还是照样推行严刑酷法,结果亡了国。 骑在马上打天下,但不能继续骑在马上治天下,这也许就是贾谊所说的“攻守之势异也”。
国家如此,个人也是如此。 在中国人眼里,也许没有绝对的对和错,而只有“时势”下相对的对和错。不能相时而动,顺势而行,所谓的“对”,也可能是“大错”。翻开历史,不知有多少人能够立了丰功伟业, 最后却是身败名裂;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善于 “谋国”,但却不善“谋身”,给后人留下一声叹息。 而所有的这一切,都不过是没有认清局势,没有在阴阳变化中掌控好俯仰进退的节奏。
秦汉之际的韩信就是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。
韩信是以善于用兵著称于史的杰出军事家。 他少时父母双亡,家道贫寒,曾寄食于乡下南昌亭长,亦曾从食于漂母,受辱于胯下。 陈胜、吴广起义后,韩信仗剑出淮,初投项梁,继投项羽,未受重用,又投奔刘邦,经萧何力荐,被拜为大将军。 他率军出陈仓、定三秦、破代、灭赵、降燕、伐齐,直至垓下全歼楚军,其卓著战绩堪称军事史上的奇观。司马光甚至认为:“汉之所以得天下者,大抵皆信之功也。”(《资治通鉴·卷十二》)
可就是这样一个人物,最后却落了个满门抄斩、身首异处,不知道让多少后来人扼腕叹息。
韩信是因为谋反而被吕后诛杀的。那么,韩信是否真的谋反了呢?如果真的谋反,他为什么要谋反呢?
对此,历史上一直评价不一。比如,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就认为韩信真的谋反了。 他是这么说的:“天下已集,(韩信)乃谋畔逆,夷灭宗族,不亦宜乎?”(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)意思是说:天下已定,大势所趋,韩信逆势而行,所以说是不“宜”。 而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却有着不同的说法:“高祖用诈谋禽信于陈,言负则有之。”(《资治通鉴·卷十二》)意思是说:刘邦用近乎卑鄙的手段将韩信拘捕,是对不起韩信的。 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界,从这些纷纭不一的说法中抽身而出,也许会得出以下结论:
1. 韩信功劳太大,本事太强,肯定会引起刘邦的猜忌和不安。 所以,只有除掉韩信,他才会觉得踏实。 所以说,韩信是否谋反已经不重要了,重要的是,刘邦已经有了除掉韩信之心。尽管韩信一再表示自己的忠心,可是已经无法打动刘邦了。所以,韩信的惨死带有必然和宿命的味道,除非他选择急流勇退,退隐江湖。 可惜,他没有看开,所以没有做到。
2. 即使韩信真的谋反了,也是被刘邦逼反的。 从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的记载来看,刘邦在一步步地削弱韩信的兵权。 韩信也不傻,他自然知道兵权对自己的重要。 他捉摸不透自己的这位上司:刘邦到底是想通过削弱兵权来消除韩信的威胁呢,还是想在“蚕食”完韩信的兵权以后再将其干掉呢? 韩信心里很是害怕,结果只能被逼反。
所以,韩信没有选择,是他的性格和考虑问题的思路让他没有选择。 要么谋反,要么束手被擒。 所以,韩信是悲剧性的人物,他的悲剧正在于没有认清“飞鸟尽,良弓藏”的道理。
相比之下,范蠡比韩信就高明多了。 正如李白对范蠡的评价:“终与安社稷,功成去五湖。”①他相时而动,进能助勾践兴国雪耻,退能从商发家致富,进退之间游刃有余,更为千古罕见。 据说,金庸先生最喜欢的一个历史人物就是范蠡,一是他的拿得起、放得下的洒脱,二是他相时而动、顺势而行的敏锐。
范蠡协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,勾践封他为上将军。 范蠡给勾践上书说:“我听说主忧臣劳、主辱臣死。 当年大王受辱于会稽,我之所以没死,只是为了今日。 现在是我该为会稽之辱死的时候了。” 勾践对他说:“我刚要把越国分一部分给你来酬答你的功劳。 你如果不服从,我就杀了你。”范蠡知道是急流勇退的时候了,他喟然叹息说:“我的本领,已经让越国富强了,我再用在我自己的家上吧!”于是在一个深夜,范蠡携带金银细软、带领家属和手下,驾一叶扁舟泛于江湖,开始了经商致富之路。
后来,他辗转来到齐国。 范蠡跳出是非之地之后,又想到风雨同舟的同僚文仲对自己曾有知遇之恩,遂投书一封。信上说:“狡兔尽,走狗烹;飞鸟尽,良弓藏。勾践颈项特别长而嘴像鹰嘴,这种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共享乐,你最好尽快离开他。”文仲看完信后,大大地不以为然,不相信世上会有这种冷血动物。 但他不久就相信了,便称病不上朝。后来有人诬告文仲要造反,勾践便赐剑一把,令其引颈自杀。勾践赐死的命令也堪称经典, 他给文仲下令说:“你有七个灭人国家的方法, 我只用了三个就把吴王国灭掉。 还剩下四个方法,你预备用来对付谁?”如此一来,文仲除了自杀外好像已经别无选择。
由于范蠡的出色才能,才造就了春秋晚期吴越争霸的传奇色彩。 而范蠡本人也凭借自己的智慧,适度掌握着进退之间的步伐,落了个善始善终,寿终正寝,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 后人曾经有评论说:“文仲善图始,范蠡能虑终。”相比起来,文仲的结局就有些悲凄,如此更显示出范蠡的迷人智慧之光。
范蠡不会遇到韩信的困境,是因为他的行为已经能够让上司彻底放心。 他的心态是平和的,境界是超越的。 而韩信之所以善于“谋国”而不善于“谋身”,那是因为他还有些东西放不下,也许是功名,也许是利禄,所以他在采取了一系列让主子“放心”的低调措施以后,还是选择了谋反。
看来,百川纳海,人入社会,不过是一名狙击手,枪固然重要,眼睛不亮,也实在是枉然。 所以,在中国传统文化下,所谓“谋身”,就必须先“修身”,不如此,就无法真正地进退有度,左右逢源。 而这也正是儒家苦苦追寻的“内圣”和“外王”的统一。
① 李白《赠韦秘书子春二首》:谷口郑子真,躬耕在岩石。 高名动京师,天下皆籍籍。斯人竟不起,云卧从所适。苟无济代心,独善亦何益。 惟君家世者,偃息逢休明。 谈天信浩荡,说剑纷纵横。 谢公不徒然,起来为苍生。秘书何寂寂,无乃羁豪英。且复归碧山,安能恋金阙。 旧宅樵渔地,蓬蒿已应没。 却顾女几峰,胡颜见云月。 披云睹青天,扪虱话良图。 留侯将绮里,出处未云殊。 终与安社稷,功成去五湖。 见《全唐诗》第168卷第13首。
既然阴阳转化变动无穷,生生不息,而作为渺小的个人,只能在这种大化流行中站好自己的“位置”。 “位置”站准了,好比顺水行舟,风驰电掣;站不好“位置”,就好比逆水扬帆,虽力而无功。
所以,中国人总善于在一种“势态”中烘托出个人,而不是赤裸裸地宣扬“个人主义”。 这种“势态”可能是一种趋势,也可能是一种集体的力量。总之,“假借于物”,是中国人的强项。 所谓“时势造英雄”,即是此意。 正如孟子所说:“虽有智慧,不如乘势;虽有镃基,不如待时。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当年贾谊在《过秦论》中将秦国的灭亡归结为“攻守之势异也”。 意思是说,秦国的灭亡就是在于没有在势态的发展中找准自己的位置,从而导至亡国。 一开始的战国角逐,为了能够胜出,采用严刑酷法凝聚民众力量,整合国家资源,是顺应了时势,所以才能凭借强大的国家力量统一六国。 可是,在全国统一以后,时势已经发生了变化,这个时候就不能对民众采取“攻势”,而是“守势”了,可是秦国还是照样推行严刑酷法,结果亡了国。 骑在马上打天下,但不能继续骑在马上治天下,这也许就是贾谊所说的“攻守之势异也”。
国家如此,个人也是如此。 在中国人眼里,也许没有绝对的对和错,而只有“时势”下相对的对和错。不能相时而动,顺势而行,所谓的“对”,也可能是“大错”。翻开历史,不知有多少人能够立了丰功伟业, 最后却是身败名裂;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善于 “谋国”,但却不善“谋身”,给后人留下一声叹息。 而所有的这一切,都不过是没有认清局势,没有在阴阳变化中掌控好俯仰进退的节奏。
秦汉之际的韩信就是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。
韩信是以善于用兵著称于史的杰出军事家。 他少时父母双亡,家道贫寒,曾寄食于乡下南昌亭长,亦曾从食于漂母,受辱于胯下。 陈胜、吴广起义后,韩信仗剑出淮,初投项梁,继投项羽,未受重用,又投奔刘邦,经萧何力荐,被拜为大将军。 他率军出陈仓、定三秦、破代、灭赵、降燕、伐齐,直至垓下全歼楚军,其卓著战绩堪称军事史上的奇观。司马光甚至认为:“汉之所以得天下者,大抵皆信之功也。”(《资治通鉴·卷十二》)
可就是这样一个人物,最后却落了个满门抄斩、身首异处,不知道让多少后来人扼腕叹息。
韩信是因为谋反而被吕后诛杀的。那么,韩信是否真的谋反了呢?如果真的谋反,他为什么要谋反呢?
对此,历史上一直评价不一。比如,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就认为韩信真的谋反了。 他是这么说的:“天下已集,(韩信)乃谋畔逆,夷灭宗族,不亦宜乎?”(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)意思是说:天下已定,大势所趋,韩信逆势而行,所以说是不“宜”。 而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却有着不同的说法:“高祖用诈谋禽信于陈,言负则有之。”(《资治通鉴·卷十二》)意思是说:刘邦用近乎卑鄙的手段将韩信拘捕,是对不起韩信的。 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界,从这些纷纭不一的说法中抽身而出,也许会得出以下结论:
1. 韩信功劳太大,本事太强,肯定会引起刘邦的猜忌和不安。 所以,只有除掉韩信,他才会觉得踏实。 所以说,韩信是否谋反已经不重要了,重要的是,刘邦已经有了除掉韩信之心。尽管韩信一再表示自己的忠心,可是已经无法打动刘邦了。所以,韩信的惨死带有必然和宿命的味道,除非他选择急流勇退,退隐江湖。 可惜,他没有看开,所以没有做到。
2. 即使韩信真的谋反了,也是被刘邦逼反的。 从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的记载来看,刘邦在一步步地削弱韩信的兵权。 韩信也不傻,他自然知道兵权对自己的重要。 他捉摸不透自己的这位上司:刘邦到底是想通过削弱兵权来消除韩信的威胁呢,还是想在“蚕食”完韩信的兵权以后再将其干掉呢? 韩信心里很是害怕,结果只能被逼反。
所以,韩信没有选择,是他的性格和考虑问题的思路让他没有选择。 要么谋反,要么束手被擒。 所以,韩信是悲剧性的人物,他的悲剧正在于没有认清“飞鸟尽,良弓藏”的道理。
相比之下,范蠡比韩信就高明多了。 正如李白对范蠡的评价:“终与安社稷,功成去五湖。”①他相时而动,进能助勾践兴国雪耻,退能从商发家致富,进退之间游刃有余,更为千古罕见。 据说,金庸先生最喜欢的一个历史人物就是范蠡,一是他的拿得起、放得下的洒脱,二是他相时而动、顺势而行的敏锐。
范蠡协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,勾践封他为上将军。 范蠡给勾践上书说:“我听说主忧臣劳、主辱臣死。 当年大王受辱于会稽,我之所以没死,只是为了今日。 现在是我该为会稽之辱死的时候了。” 勾践对他说:“我刚要把越国分一部分给你来酬答你的功劳。 你如果不服从,我就杀了你。”范蠡知道是急流勇退的时候了,他喟然叹息说:“我的本领,已经让越国富强了,我再用在我自己的家上吧!”于是在一个深夜,范蠡携带金银细软、带领家属和手下,驾一叶扁舟泛于江湖,开始了经商致富之路。
后来,他辗转来到齐国。 范蠡跳出是非之地之后,又想到风雨同舟的同僚文仲对自己曾有知遇之恩,遂投书一封。信上说:“狡兔尽,走狗烹;飞鸟尽,良弓藏。勾践颈项特别长而嘴像鹰嘴,这种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共享乐,你最好尽快离开他。”文仲看完信后,大大地不以为然,不相信世上会有这种冷血动物。 但他不久就相信了,便称病不上朝。后来有人诬告文仲要造反,勾践便赐剑一把,令其引颈自杀。勾践赐死的命令也堪称经典, 他给文仲下令说:“你有七个灭人国家的方法, 我只用了三个就把吴王国灭掉。 还剩下四个方法,你预备用来对付谁?”如此一来,文仲除了自杀外好像已经别无选择。
由于范蠡的出色才能,才造就了春秋晚期吴越争霸的传奇色彩。 而范蠡本人也凭借自己的智慧,适度掌握着进退之间的步伐,落了个善始善终,寿终正寝,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 后人曾经有评论说:“文仲善图始,范蠡能虑终。”相比起来,文仲的结局就有些悲凄,如此更显示出范蠡的迷人智慧之光。
范蠡不会遇到韩信的困境,是因为他的行为已经能够让上司彻底放心。 他的心态是平和的,境界是超越的。 而韩信之所以善于“谋国”而不善于“谋身”,那是因为他还有些东西放不下,也许是功名,也许是利禄,所以他在采取了一系列让主子“放心”的低调措施以后,还是选择了谋反。
看来,百川纳海,人入社会,不过是一名狙击手,枪固然重要,眼睛不亮,也实在是枉然。 所以,在中国传统文化下,所谓“谋身”,就必须先“修身”,不如此,就无法真正地进退有度,左右逢源。 而这也正是儒家苦苦追寻的“内圣”和“外王”的统一。
① 李白《赠韦秘书子春二首》:谷口郑子真,躬耕在岩石。 高名动京师,天下皆籍籍。斯人竟不起,云卧从所适。苟无济代心,独善亦何益。 惟君家世者,偃息逢休明。 谈天信浩荡,说剑纷纵横。 谢公不徒然,起来为苍生。秘书何寂寂,无乃羁豪英。且复归碧山,安能恋金阙。 旧宅樵渔地,蓬蒿已应没。 却顾女几峰,胡颜见云月。 披云睹青天,扪虱话良图。 留侯将绮里,出处未云殊。 终与安社稷,功成去五湖。 见《全唐诗》第168卷第13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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