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知易者不知中医

在中国历史上，第一部阐述医学理论的书籍应该就是《黄帝内经》了。 对于这部托名黄帝的古代医书，其真实作者已经很难考据，其成书年代也说法不一，或说是在战国，或说是在秦汉之际，或说是在汉朝中期。 然而无论如何，其思想的系统性和完备的程度，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是极为罕见的。 可是，如果我们有幸翻开这部古老而又深沉的医学著作，肯定会大吃一惊：在这部书里，出现最多的不是病理，不是药方，而是“阴阳”二字！ 以至于初读者不得不怀疑：这到底是一部医学著作，还是一部解释《周易》的书？
《黄帝内经》中一句话道出了中医治病的最高原则：“黄帝曰：阴阳者，天地之道也，万物之纲纪，变化之父母，生杀之本始，神明之府也，治病必求于本。”（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》）阴阳，既然是“天地之大道”，必然无处不在，无处不显，故为“神明之府”。 “治病必求于本”，那么“本”是什么？显然是掌握阴阳的“变化之道”。
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，《周易》 从根本处决定了《黄帝内经》的“身体观”和“疾病观”， 也决定了中医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的走向。 唐朝逊思邈说：“不知易者不知中医。”古代的中医药家都很重视对《周易》的学习研究，很多有名的医家无一不对周易有深刻的认识。 所以，中医学史上有一句名言，叫做“医易同源”。意思是说，医学和易学尽管形态各异，但却是同根本源。 正如明代医学家张景岳所说：“易者，易也，具阴阳动静之妙；医者，意也，合阴阳消长之机。”（《类经附翼·医易义》）一言以蔽之，易学与医学的核心问题都不过是“阴阳”问题。
但《黄帝内经》中的阴阳已经不是抽象的符号了。 我们上面说过，伏羲观男女交配而推演八卦，后人变八卦为六十四卦。 而《易传》则从《易经》中的这两股相反相成的生殖力量中抽象出“阴”、“阳”符号。 这是一个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观念化过程。 当这种观念化的东西渗透到人的思维以后，又会从理性走向感性，由抽象过渡到具体。 所以，《黄帝内经》中的“阴阳”已经不是《易传》中抽象的阴阳，而是有着具体的所指。 比如，人的体表属阳，体内属阴；背侧属阳，腹侧属阴；六腑属阳，五脏属阴；机能活动属阳，组织结构属阴；机能亢进属阳，机能低下属阴……
但是， 事物的阴阳属性并非绝对不变，而是相对的、变化的，要根据一定的条件来决定。例如胸与腹相对而言，胸在上属阳，但与背相对而言，胸又属阴。至于阴阳变化的规律，和《周易》中的变化规律是相似的，只是反映到了人的身体上。 在这里，我们不妨简单地归纳一下：
1． 阴阳的互根同生，相反相成。 没有阴，就不可能有阳；没有阳，也不可能有阴。 正如《黄帝内经》中所说的：“阴生于阳，阳生于阴，孤阴不生，独阳不长。”（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） 具体到人的身体，人体各种机能活动是“阳”，人体所必需的营养物质则是“阴”。 没有营养物质，就无从产生机能活动；而机能活动又是化生营养物质之动力，没有脏腑的活动，饮食就不可能变成体内的营养物质。 这种阴阳的对立和统一始终贯彻在生命的全部过程，一旦“阴阳难绝”，生命也就终止。
2． 阴阳此消彼长，运动不止。 阴阳并不是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，而是不断地进行着“阳消阴长”或“阴消阳长”的斗争。 例如，人体在进行机能活动时（阳长），必然要消耗一定数量的营养物质（阴消）；在化生各种营养物质时（阴长），又必须消耗一定的能量（阳消）。 所以，阴阳之间只有相对的、动态的平衡，而没有绝对的、永久的平衡。因此人体中阴阳在一定限度内不断的有消有长，有盛有衰，这是生理活动的过程。 这个活动过程出现异常，就会发生病理变化。 如果机体的物质基础（阴）消耗过多，则机能活动（阳）就会相对地亢盛，从而导致阴阳的失衡，产生形体虚弱、头晕耳鸣、燥热盗汗、虚烦不眠等“阴虚阳亢”的症状。 治疗这种病理要用“滋阴潜阳”法来调整体内阴阳的消长，使之恢复正常，达到阴阳的相对平衡。
3． 阴阳相生相克，彼此转化。 中医认为“重阴必阳，重阳必阴”，“寒极生热，热极生寒”，阴阳可以各自向相反的方向变化。 例如，机能亢盛的阳证可以变化为机能衰竭的阴证。 肺炎病人，症见高热、面红、烦燥、脉数而有力，这些都是机体反应机能旺盛的表现，中医叫做“实热证”，应用寒凉的药物来治疗。 但是当发展到严重阶段而出现毒性休克时，病人反而手足发凉、面色苍白、脾搏细弱、血压下降，也就是机体反应机能衰竭，“实热证”转化为“虚寒证”，应急用温热的药物“回阳救逆”。
阴阳相生相克，却又相反相成，此消彼长，反映在人的身体上，则表现为“新陈”和“代谢”。 所以中医认为，阴阳相对平衡方能进行正常的生理活动，若遭受某些致病因素的破坏，体内阴阳任何一方偏盛或偏衰，都可发生疾病，既所谓的“阴阳失调”。 所以，我国医学认为，疾病发生的基本环节就是“阴阳失调”，而治病的关键就是要“调和阴阳”，而非“头疼医头，脚疼医脚”。
我们上面说过，发轫于《周易》的中国文化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：她的方法论和世界观不像西方世界那样是彼此分离的，而是纠缠在一起：方法论同时又是她的世界观，世界观同时又是方法论。 这一点在我们后面几讲里体现得将会十分明显。 正是这种特色，使得中国社会“道”和“术”不分，“仁”和“知”难辨，“知”和“行”不可分离。 具体到中医，也是如此。《黄帝内经》从“阴阳式”的思维模式出发，成就了自身的“身体观”，即把身体看作一个有机的结构系统，而非身体的各个部位之间简单、机械的组合。 也就是说，中国人眼里看到的是“身体”（body），而非“肉体”（fresh）。